“下辈子还做党的人”——追记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离休干部周智夫

周智夫在干休所小花园读报。

　　阳光温柔地洒在周智夫卧室的窗前，几本理论书整齐地摞在窗台上，放大镜、助听器、笔记本在一旁静静地躺着。只不过，它们再也等不来那个以身许党的老人了。

　　2018年3月28日，跨越了94年岁月长河的老党员、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离休干部周智夫平静地走了。

　　他党龄75年，在枪林弹雨中面对生死考验，毫不退缩；他信念坚定、对党忠诚，历经10余次部队整编，20余次岗位变换，4次跨省调动，坚决服从；他艰苦奋斗、克勤克俭，一件老军装穿了30多年，一套旧家具用了近40年，抗战时期老干部的医药费年标准，他连一半都用不到……

　　“我过世之后，不通知任何亲朋好友，一是都老了行动不便，二是稍年轻的工作忙离不开。”

　　“不给干休所领导和儿女留下麻烦，不保留骨灰和空骨灰盒！”

　　周智夫临走前留下遗嘱。

　　4月的北京，繁花正艳。周智夫的骨灰随着春日的和风飘散在生机勃勃的大地上，他的生命再次融入他爱的这片土地，永远不会分开……

　　“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要用一生来报答”

　　熟悉周智夫的人都知道，他的左肩窝里有一个弹孔，右肋处深深凹陷，有一道长约10公分的伤疤。伤疤见证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赤胆忠诚，见证了党对革命同志的不抛弃不放弃。

　　“当年战斗环境那么恶劣，党都没有丢下我。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要用一生来报答。”每次想起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，周智夫总是老泪纵横。

　　1946年4月，周智夫任新四军淮北七分独立四团二营四连支部书记，在安徽濠城外狙击国民党军队抢粮的战斗中，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左肩，贯通右肺。战友们没有放弃重伤的周智夫，一边与敌人殊死战斗，一边用担架抬着他7次辗转治疗，把他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。

　　那些不顾个人安危的战友，那些为新中国献出年轻生命的英勇战士，成了周智夫一生挥之不去的思念。报答党的救命之恩，为这些无名战士做些事情，是周智夫生前最大的心愿。

　　“没有党就没有我们全家的今天，我这辈子是党的人，下辈子还做党的人。现在岁数大了，做不了什么事了，只能交点党费，把下辈子的也交了。”今年1月，躺在病床上的周智夫交代子女，拿出自己的12万元积蓄，作为党费上交党组织。二女儿周卫平算了算，按父亲每月要交的党费标准，这12万能交106年。

　　相交50年的战友听说周智夫交大额党费的事，惊讶之余都心生敬意：“老周一辈子省吃俭用，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，却做了这样的大事，了不起！”朝夕相处的家人却并不意外：“这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一名老党员对党的情感的自然流露。”

　　1924年，周智夫出生在江苏省睢宁县王集区马浅乡马浅前村（现为睢宁县张圩区）一个农民家庭。他对共产党最初的印象，记录在他向党组织递交的材料《历史思想自传》中。

　　“大约十五岁时，村子里第一次住八路军，开始不敢接近，后来听他们讲话很和气，临走时也不拉差抓夫，当时我想八路军这个队伍真好……周道粉同志常讲，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，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，共产党为的是人不受压迫。”随着了解不断深入，周智夫逐渐萌生了加入革命队伍的念头。1943年，他由村长周道粉介绍，秘密加入党组织，1944年参军入伍。

　　19岁的懵懂青年，自此与党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这缘分，持续了整整一辈子。

　　周智夫历经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先后参加了江苏睢宁县高作镇、安徽灵璧县后马家等10余次战斗，落下三级甲等伤残。他历任新四军淮北军分区独四团二营四连支部书记、重庆炮校政治部干部科科长、第二炮兵某基地医院副政治委员、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七院军管会副主任等职。

　　“在党不断培养教育下，我逐渐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，从一个无知的青年农民，改造成一个革命战士，并确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革命人生观……我愿在需要时，以个人生命贡献给党的事业。”入党参军、投身革命，为周智夫打开了一片新天地。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，决心用生命来捍卫。

　　不论岁月变迁，这份忠诚信仰始终坚定不移。

　　2016年8月的一天，干休所卫生所所长张杰军去周智夫家巡诊，周智夫正在看电视。当看到周边某个国家挑起事端的新闻时，周智夫一把拉住张杰军的手，愤慨地说：“我们的领土是战士们用一滴滴鲜血换来的，绝对不能被人占了。只要国家需要，我还要上战场，你们年轻人也要主动请战！”

　　从连队指导员到医院副政委，到后来成为军管会领导，周智夫深切体会到了学习对自己思想的充实、改造和升华，一直将党的理论作为真经来信奉：“精神上的‘钙’不能丢”。

　　入党之初，他经常在煤油灯下学马列、学毛著。投身革命实践，他更是抓紧一切时间学习，用学习成果推动工作。年逾九旬，他一如既往听广播看新闻，放大镜、助听器、笔记本，成了他随身带着的学习“三件宝”。

　　有一次，小女儿看到周智夫躺床上，手拿放大镜吃力地读报纸，就心疼地埋怨他不注意身体。周智夫嘿嘿一笑：“看不了报纸才会影响身心健康。”

　　“他很少出门，所里组织的踏青、秋游他很少参加，但却把参加组织生活看得比啥都重要，上党课一次都不落，每次都提前到。”干休所第一党支部支部书记王清文记得很清楚。在周智夫看来，“过组织生活就像过日子，要认认真真过。”

　　2016年5月的那堂党课，干休所政委姜东军想起来就鼻子发酸。

　　那天，姜东军上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党课，周智夫像往常一样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课，只是背比以前更弯了。党课结束了，其他同志开始退场，姜东军发现周智夫迟迟不走，就走过去关切地问：“周老，已经下课了，我送您回去吧。”

　　“姜政委，我身体越来越不好了，以后就不能再参加咱的组织生活了，今天我特地向你请个假。”周智夫吃力地撑直身体，一字一顿地说。

　　看着眼前这位严肃认真的老人，姜东军心头一颤，泪水在眼底打转。“一个老同志，身患重病还坚持上党课，实在撑不住了才向组织请假，这是多么强的党性！”姜东军说，周老是干休所里年龄最大的老干部，来上课的时候都是勾着腰，弓着身子，拄着拐杖，要老伴儿搀扶才能到教室来。

　　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跟大家一起过组织生活了，周智夫不舍，留恋，想在教室里多待一会儿，多看一眼……

　　“革命军人四海为家，党叫干啥就干啥”

　　1945年，周智夫任连队指导员，部队攻打睢宁县高作镇的战斗结束后，组织决定将他所在的五连和六连合并。他由正职调整为副职，毫无怨言。皂河打下后，上级又调他去地方区队，由前方到后方，他说：“革命军人四海为家，党叫干啥就干啥。”

　　周智夫投身革命75年，4次跨省调动，20多次调岗，他毫无二话，绝对服从。“老周这一辈子走南闯北，他走哪，我们跟到哪。”19岁就嫁给周智夫、相伴终老的娄淑珍无怨无悔。

　　娄淑珍记得，1957年，一纸命令下来，要周智夫离开生活了33年的家乡，从江苏新四军淮北军分区某团调往重庆炮校工作。他们俩带着4个未成年的孩子，拎着两个竹编包就去了重庆。一家人的生活好不容易稳定下来，1968年，组织又派他去第二炮兵某基地医院工作，他毅然带着一家人赶赴云南。

　　家越搬越远，条件越来越差。由于住房紧张，全家人借住当地老乡家一个废弃的房子，生活十分艰苦。亲朋好友不理解：“你就不能找领导说说，给自己换个好点的地方吗？”周智夫却很乐观：“现在全国都在搞建设，到哪里都是组织的安排，我是党员就要听党的话。”

　　“小时候特别不理解父亲，尤其是看到一个大院的小朋友家分到了好房子，而我们总是让房子的时候，就觉得父亲无能。”周卫平抱怨。

　　孩子眼里的“无能”父亲，在外人看来却是无私。

　　干休所第一任政委朱南璋回忆，1984年干休所组建之初，由于配套设施不完善，一些同志不愿搬。

　　“我先搬！”周智夫第一个站出来。

　　一楼卫生条件差、采光效果不好，很多人犹豫不决。周智夫体会到组织的难处，主动领了一楼的钥匙。

　　正当周智夫一家就要搬家时，朱南璋又面带难色找周智夫商量：“老周啊，二楼有位老同志腿脚不方便，你看……”二话不说，周智夫爽快地交换了钥匙：“我住哪儿都一样。”

　　“多为组织着想，多替组织分忧，多给组织添彩；少向组织提要求，少对组织讲条件，少给组织添麻烦。”这“三多三少”是周智夫爱党信党报答党的做事原则。

　　1986年，为了方便住户储备腌菜，干休所在楼下为每家每户挖了一个菜窖。但由于空间限制，菜窖很小，上下不方便，头很容易撞到菜窖的上岩壁，不少离休干部对此意见很大。好事没办好，反而遭埋怨，所领导压力很大。

　　64岁的周智夫又站出来了，拉着老伴，满头大汗地在菜窖前上上下下走了很多回，摸索出了“正走三步反身下”的方法，有效解决了碰头的问题，平息了菜窖风波。

　　“爱钻研，工作狂。”在单位同事眼里，周智夫把工作当事业来干，长年累月加班熬夜，乐此不疲。

　　在云南工作的时候，周智夫的家离单位只有10多公里，但娄淑珍却很难见丈夫一面。他每周回来一次，很多时候都是赶着饭点回来，吃完饭又匆匆返回单位。

　　几十年如一日，周智夫不仅不折不扣完成党交给的工作，而且当面背后一个样，对党坦诚，决不当“两面人”。

　　那个年代，他明知道贫农成分更好，仍如实报告家庭经济状况：30亩地、4间茅草房、1块梨园、1头牲口、2辆小平车。最终被划为中农。

　　他敢于向自己开刀，向党坦白自己的错误：入伍不久，家人私用村里为民兵夜间查岗放哨捐献的5升粮食，我知道后没有及时报告；战争期间，我带一个排破坏敌人电话线，回来途中，因为向导带错了路，我一时没控制住自己，和向导起了冲突，造成了不好的政治影响……

　　说老实话、办老实事、做老实人，这就是周智夫。大家都说：“在组织和同志面前，他是个简单、纯粹、透明的人。”

　　“国家的钱，更要省着花”

　　“别人拿上药，都先问药怎么吃、怎样能把病治好，可周老第一句话是，‘这药我吃符合规定吗？有没有超出标准？’”2014年7月，周智夫骨质疏松病情加重，接连发生两次压缩性腰椎骨折，干休所卫生所所长张杰军给他开了两种进口药，直到解释清楚是治疗用药，符合规定之后，他才放心。

　　今年2月，周智夫因为身体状况差，一直住院治疗。病情稍微好转一些，便跟家人商量：“我在医院多住一天，就得多花好些钱，咱尽快回家吧。”女儿告诉他：“不用花个人的钱。”他听后很不高兴：“国家的钱，更要省着花。”

　　作为抗战时期的老干部，周智夫医药费统筹年标准是2.8万元，他平均每年一半都用不到：2015年药费为10988元，2016年7041元，2017年7166元。近20年，他没有外出疗养过一次。

　　周智夫对自己严，对家人也丝毫不含糊。

　　几十年了，周老和老伴的用药，是严格分开的。干休所医生刘梅芳解释：“周老和老伴吃的一种药，都叫肠溶阿司匹林，但周老吃的是进口的，老伴吃的是国产的。每次开药，都是两张单子。”

　　“我俩的医疗保障标准不一样，我的药她不能用。不能一人公费医疗，全家免费吃药。”在这事上，周智夫丁是丁、卯是卯。老伴也是同样的想法：“不能占人便宜，要不睡不着觉，不好。”

　　2012年暑假，周智夫的大孙女带着孩子来北京看望他，孩子忽然发烧急需到医院治疗。孙女没打上车，焦急地求助周智夫：“爷爷，您帮我安排一个车吧！”

　　“那是公家的车。”周智夫回绝：“咱们还是自己想办法。”

　　夜深了不好打车，孙女不得已以周智夫的名义跟干休所要了车。周智夫知道后严厉批评：“我们家从没因私事用过公车，你这样做坏了规矩，以后不能这样子，否则就别来了！”

　　“我是农村家庭出身，之前没接触过这么高级别的干部。但我到周老家巡诊时一看，首长家里的摆设这么简朴啊！”张杰军看到，周智夫家里没一件名贵家具、高档电器，上个世纪80年代的折叠饭桌、70年代的沙发、钢管床，60年代的立柜，在北京已经很少见了。

　　周智夫有一个陈旧的两开门木质衣柜，这个衣柜跟随了他数十年，里面装的衣物却寥寥可数。

　　去年，大儿子周华来家看望，发现父亲没有一条像样的短裤，现有的都穿了很多年，手洗时稍微用点力就能搓烂。他立即给父母各买了3条。即便如此，周智夫还是紧着旧的穿，3条新的始终都没穿过。

　　周智夫戎马一生，对军装情有独钟。但凡隆重场合，都会穿着熨得笔挺的军装。一套军装，他穿了30余载，领口都洗得发了白。儿女们多次劝他买一套新的，他都没有同意，“只要军装不影响军容，就没必要破费买新的。”

　　勤俭惯了的周智夫还专门制作了《生活备忘录》小册子，记录除伙食外的家庭开销。从小到两块钱的灯泡，大到上千元的电器开支，每一笔都详详细细，从2009年到现在，平均每月开销仅几百元。他说：“我的工资是党给的，留着以后有大用。”

　　就是这个“抠门”的周智夫，在60年代生活困难时期，还挤出钱资助6名亲戚念完中学，在鲐背之年向党交纳12万元大额党费。“周老对物质和功名看得淡，内心世界却很丰富。”姜东军感慨。

　　“他是从峥嵘岁月走来、坚守初心、永葆本色的共产党员，那一代老党员对物质无欲无求，更注重追求内心安静平和。”姥爷的勤俭和富有，80后的外孙周洵看得很清楚。虽然生活的年代跨越半个世纪，周洵认为姥爷的精神值得传承：“坚定信仰走完一生，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最浪漫的事情。”

　　“你们要永远跟党走”

　　“爸爸，以你的资格，完全可以再去个函或者打个电话，很快就能把我调到你们身边。”1974年，远在重庆的大女儿周雪文写信给周智夫。

　　1968年，周智夫把19岁的大女儿留在重庆工作，和其他4个孩子去了云南。“那时候，我一人在外无依无靠，每到过节特别想爸爸妈妈。”周雪文无法忘记那段孤独凄凉的时光：“我求了父亲几次，还让母亲帮我说好话。”

　　可是周智夫心却很“硬”：“毛主席的子女也不在身边啊！领袖带头做表率，我们也要跟着做。到哪工作都一样，只要好好干就行。”

　　不仅是大女儿，小儿子周卫民也遭到同等“待遇”：“我当初可以回北京，可父亲不愿意，让我去江苏老家。”

　　父母在，不远游。可周智夫却告诉子女有多大本领就飞多远。他的5个子女分别在江西、重庆、江苏、北京4地，两个儿子参军入伍、退役，三个女儿工作分配、插队下乡，身居要职的他有条件帮助安置，但却从不托关系、打招呼。反而告诫子女：“不是爸不管你们，饭要自己吃，路要自己走，这样才有意义。”

　　“不留金不留银，只给后代留精神”，是周智夫坚持的家风。儿女们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，都很争气，靠自己的奋斗事业有成。他们也逐渐理解爸爸：“父亲正直，绝不利用权力为家里谋好处。”

　　虽然父亲“不近人情”，但儿女们知道，父亲的爱是大爱，细腻深沉。

　　周卫华还记得一家人在重庆的时光：“那是1964年，重庆夏天特别热，我们兄妹几个睡在地板上，父亲就搬个板凳坐在我们身边，给我们扇扇子，直到我们睡着。”

　　周卫平的夏天则充满冰甜的回忆：“父亲夏天喜欢买西瓜给我们吃，但我从不吃西瓜，父亲就单独给我买3支冰棍，有时候天热冰棍化了，他就再给我2毛钱，让我去买。”

　　在相濡以沫的老伴心里，周智夫有责任感、心细、会照顾人。“早些年，老周身边有些朋友家庭不和谐，他去调解。一回到家，他就抓着我的手，认真地看着我说，‘咱俩要好好的，一定要白头到老。’”娄淑珍一脸满足和幸福。

　　问起娄淑珍和周智夫一辈子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？娄淑珍的回答简单而让人感动：“每次吃饭，他都会等我一块吃。”娄淑珍细数着日常点滴：“我不爱吃鸡蛋，但老周为保证我营养充足，每次吃鸡蛋都一人一半，他固执地说，‘这一半分给你，你不吃，那我也不吃。’”

　　周智夫是苦日子熬过来、“鬼门关”闯过来的人，深知没有党，就没有自己，更不会有全家人今天的幸福生活。很早之前，他就立下家规：子孙后代永远不忘党的恩。

　　1989年12月，将满18周岁的孙子周东升过生日，周智夫专门把他叫到跟前，向他讲述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。前几年，周智夫的曾外孙潘怡霖要到国外读书，临行前来道别，周智夫拉着他的手再三叮嘱：“你的根在中国，学成后要报效国家。”孙辈们都说，这是自己最好的成人礼。

　　“我们这个大家庭能有今天，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给的，我希望五个儿女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，要用实际行动爱党，爱国，听党的话。”

　　“对党知恩报恩，就涌泉相报，向党交党费十二万元人民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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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周智夫的遗嘱寥寥数条，是他坚守一辈子的人生信仰的浓缩：无愧于党、无愧于心、无愧于民。命是党给的，一生交给党。下辈子，还做党的人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