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誓言无声初心永恒——记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

  为铸大国重器,黄旭华隐姓埋名三十载,获评“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”。资料照片

  黄旭华早期工作现场照 资料图片

  黄旭华早期工作现场照 资料图片

  有一种选择叫隐姓埋名。在荒岛的风沙中,在深海的惊涛下,在最美的年华里,为了铸国之重器,三十载春夏秋冬,青丝变白发。

  有一种誓言叫此生无悔。在加入地下党的峥嵘岁月中,他说:“如果祖国需要,我的血可以一滴滴地流,直至流光。”

  有一种追求叫科学家精神。面对国外严密封锁、国内科研条件一穷二白,他不因客观环境而放松科研要求,用最“土”的办法解决尖端技术难题。在极限深潜的生死考验面前,他一如战争年代的坦然:“入党誓言就是我的奋斗初心。”

  如今93岁的他,仍坚持工作,老骥伏枥、壮心不已。

  他,就是全国道德模范、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黄旭华。

  11月17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代表合影时,拉着黄旭华的手,邀请他坐在自己身边,这一温暖的场景通过媒体传遍大江南北,直抵人心。

  12月14日,武汉中山路450号,中船重工719所行政楼。回忆那一幕,黄旭华仍心潮澎湃:“我做梦也没想到,总书记竟然把我请过来坐到他身边,还问了我的健康情况。总书记的关怀,我已经传达给身边的人,我要让所有同志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任重道远,要接力奋斗。”

  12月15日下午,武汉中船重工717所行政楼大礼堂,黄旭华作十九大精神宣讲:“我们在座的都是科研人员,高级知识分子,应该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,要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力量。”一个多小时动情的宣讲打动了在场所有听众,掌声雷动。

  少年之志

  “我不学医了,我要科技报国,我要学航空,学造船。” ——黄旭华

  时代的洪流卷起一朵朵奔腾的浪花,一个人的成长成才脱离不了时代的浸染,黄旭华的英雄人生有迹可循。

  今年27岁的电影摄影师钱添添,从小就生活在719所大院里,长大后才发现自己童年起就熟悉的“黄爷爷”,原来拥有如此传奇的人生。她想把“黄爷爷”人生经历拍成一部传记电影,此事在她心里酝酿很久了。记者猜想,“黄爷爷”的求学之路一定会是电影的开头部分,一粒报国梦的种子在此生根发芽。

  1924年,广东省海丰县,一个乡医之家,一名男婴诞生,排行老三,名叫“黄绍强”。在父母的熏陶下,小绍强有了从医的理想,希望长大后救死扶伤。

  外敌入侵的年代,中华满目疮痍,小绍强的求学之路充满艰辛。1937年,家乡学校停办,1938年大年初四,14岁的黄绍强和大哥告别双亲,赶往已迁到广东揭西山区的聿怀中学求学。

  在崎岖的山路上,他们接连走了四天四夜,终于抵达聿怀中学。在日机的轰鸣声中,在婆娑的甘蔗林里,在仅能遮风挡雨的草棚下,黄旭华系统地学习了较为全面的文化知识。

  1940年夏,战事吃紧,学校又被停办,黄绍强听闻广西桂林是西南文化大后方,遂慕名前往,屡经磨难,终于在1941年8月初到达桂林,并顺利通过桂林中学的入学考试,在那里,他改名“黄旭华”,取自“旭日荣华”。

  1944年6月,日寇的铁蹄逼近桂林,黄旭华在匆匆结束高中学习后,再度开启了自己的求学之旅。在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上,黄旭华目睹了山河破碎,百姓命比纸薄,这让他思考: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到处流浪,家破人亡,妻离子散?为什么中国那么大,却不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?

  他得出结论:中国太弱小了,贫弱就要挨打,我不学医了,我要科技报国,我要学航空,学造船。但那时,所有知道他出身的人,绝对不会料到这位大脑门的“三小子”将来会成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。

  1944年,黄旭华几经辗转来到重庆,进入国民政府为流亡学生开办的大学特设先修班,一年后黄旭华以优异的成绩被国立交通大学(现为上海交通大学)录取,学习造船专业。

  在交大这片知识的海洋里,黄旭华如饥似渴,孜孜以求,他既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知识体系与科学观念的熏陶,又得到了诸如叶在馥、辛一心、杨槱等国内造船大师的耳提面命,为日后从事核潜艇的研制奠定了深厚的专业基础。

  白手起家

  “我们的办法叫骑驴找马。如果连驴也没有,那就迈开双腿也得上路,绝不等待。”——黄旭华

  1958年离1954年很近,近得能闻到核战争的肃杀气息。

  1954年,美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,世界军事格局为之一变。对于大国而言,核潜艇是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。有一个说法: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,就可以让潜艇巡航6万海里;假设换成柴油作燃料,则需要近百节火车皮的体量。

  正因如此,1958年,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启动研制核潜艇,中央很快批准立项。当时,我国曾寄希望于苏联老大哥的帮助,然而他们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时傲慢地拒绝了:“核潜艇技术复杂,要求高,花钱多,你们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来研制。”

  面对苏联的傲慢,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,字字铿锵:“核潜艇,一万年也要造出来!”于是,我国研制核潜艇的“09”工程诞生了。

  黄旭华没有想到,这句豪迈话语会跟他的人生紧紧地绑在一起。

  1958年夏天,34岁的黄旭华任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产品设计一室潜艇科科长,在接到前往北京出差的紧急任务后,他匆匆出门了,没有带任何行李,他以为像往常一样很快会回来。那时大女儿刚出生,不到1岁。

  来到北京后,他才得知自己被选中参与“09”工程研制。领导告诉他:核潜艇研制是国家最高机密,要一辈子隐姓埋名,默默无闻,即使犯了错误,也只能留在单位打扫卫生。

  面对近在咫尺的科技强国梦,面对“苦干惊天动地事,甘做隐姓埋名人”的严苛誓言,黄旭华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,一颗火热的赤子心开始熊熊燃烧,似一朵浪花,撞击理想的彼岸。

  冬日的阳光洒进黄旭华办公室的玻璃窗,一艘核潜艇模型静静地摆放在桌子上,熠熠生辉,显然它的主人时时拂拭。“你知道吗?我国的核潜艇研制是从一个玩具模型开始的。”黄旭华笑得灿烂。

  当时,“09”工程研制团队共29人,平均年龄不到30岁。在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,工业基础薄弱,研制核潜艇谈何容易,没有人见过核潜艇,国外严密封锁,没有任何参考资料,一切靠自己摸索。

  没有条件,或者条件不具备,怎么办?“我们的办法叫骑驴找马。如果连驴也没有,那就迈开双腿也得上路,绝不等待。”黄旭华回忆说,同事们大海捞针般从国外的新闻报道中搜罗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,仔细甄别这些信息的真伪,拼凑出一个核潜艇的轮廓。

  后来,有人从美国带回来一个“华盛顿号”核潜艇的儿童玩具模型,黄旭华他们如获至宝。研究者们把玩具拆开、分解,兴奋地发现,玩具里密密麻麻的设备与他们构思的核潜艇图纸基本一样,这就验证了他们此前的探索。

  黄旭华至今还珍藏着一个“前进”牌算盘。他说,首艘核潜艇几万个数据的取得,都是通过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来的。为了保证数据准确,常常是两组一起算,直到结果一致。

  “核潜艇的数据,要运用到各种复杂、高难度的运算公式和数字模型。”中船重工首席技术专家张锦岚在脑海中想象当年的场景,仍然觉得用算盘算数据简直“不可想象”。

  黄旭华还想出了更“土”的办法——磅秤称设备。为了确保潜艇的重心严格控制在设计范围内,黄旭华要求,所有拿到船上的设备、管线都要过秤,登记在案,凡是拿出船体的边角余料,也要一一登记,几年来天天如此。他还要求记录的重量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,并逐一检查,不合格的退回去重称。

  对于黄旭华的严苛要求,有不少新来的大学生不理解,并私下议论。黄旭华一一谈心:“每个人手中的每一件小事,最终都归结到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性能上。稍有不慎,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”

  这样“斤斤计较”的土办法,最终的结果是,数千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的试潜、定重测试值与设计值毫无二致。

  马克思说:“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,只有不畏艰险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,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。”

 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,核讹诈甚嚣尘上,核潜艇能否研制成功关乎一个大国能否挺直腰杆,黄旭华带领团队埋头苦干,疾步如飞地追赶着世界的步伐。

  忠孝两难

  “有人问我忠孝不能双全,你是怎样理解的?我说对国家的忠,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。”——黄旭华

 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亘古不变,一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,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情怀和信仰。对于黄旭华来说,他的信仰是祖国需要。

  为了祖国需要,他和年轻的同事们忍饥挨饿,笑对苦难。

  3年自然灾害后,中央决定全面上马核潜艇研制工作。1965年,研究所组建,黄旭华任副总工程师。1966年,黄旭华拖家带口,和同事们进驻荒岛葫芦岛,岛上一年四季狂风怒吼,黄沙肆虐。不仅自然环境恶劣,物资也极其匮乏,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,半年见不到一滴油水。

  接踵而至的是“文革”时期的不公平待遇。如今回想起来,黄旭华心胸开阔,他觉得一生最“舒服”的时光是被下放养猪的两年,白天与猪同食,晚上与猪同眠。皎洁的月光下,时常有“不速之客”前来求教技术问题,他们席地而坐,轻声低喃,临别时,“不速之客”通常会握着黄旭华的手,安慰几句保重的话。

  反而是黄旭华看得开,“我是重大工程科研人员,受保护,他们不敢怎么样,你们要抓紧,我放心不下核潜艇,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。造不出核潜艇,我死不瞑目。”

  为了祖国需要,他是父母的“信箱”。

  越是有成就,就越需要把自己埋得深,黄旭华就像深海里的潜艇一样,无声,但有无穷的力量。为了积蓄这撼山震地般的力量,他的割舍超乎寻常。

  采访中,好几次谈及母亲,黄旭华的声音变得哽咽,泪光盈盈,虽努力克制,泪水还是滴了下来。

  1957年,黄旭华出差到广东,经组织批准回了趟老家。临别时,母亲叮嘱:“以前战争纷乱,交通不便,你回不了家,现在社会安定,交通恢复了,希望你常回家来看看。”

  黄旭华含泪答应。但他没想到,这一别,就是30年,再相见时,黄旭华已双鬓斑白,母子对视却无语凝噎,而父亲和二哥都已去世。

  30年里,黄旭华就像是一个远在天边的海军信箱。

  “三儿,你在哪里,做什么工作?”

  “三儿,你父亲和二哥病重,为什么不回来?”

  “三儿,你忘记家人了吗?”

  ……

  面对家人的困惑和不解,黄旭华只能选择避而不谈,和家人的联系也逐渐稀少。

  “并不是不想回去,是不想让组织为难。”没有回去探望病重的父亲和二哥,成了黄旭华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  自古忠孝两难全,大海的水,赤子的心,心中的痛。

  后来有人问黄旭华,忠孝不能双全,你是怎样理解的?他回答,对国家的忠,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。

  1987年,上海《文汇月刊》刊登报告文学《赫赫而无名的人生》,首次公开描写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。黄旭华把文章寄给广东老家的母亲。文章中只提到“黄总设计师”,没有名字。但文中“他的妻子李世英”这句话让母亲坚信这个“黄总设计师”就是她的三儿子。

  那段时间,母亲一遍遍地反复阅读这篇文章,泪湿衣襟。她没有想到被家里的兄弟姐妹们埋怨“不要家、忘记父母的不孝儿子”,原来在为国家做大事,她把儿孙们叫到一旁,只说了一句:“三哥(黄旭华)的事情,大家都要理解,都要谅解。”

  多年后,妹妹把这一场景向黄旭华叙述,他涕泪纵横,泣不成声。

  为了祖国需要,他是妻儿的“客家人”。

  同丈夫一个单位,妻子李世英对黄旭华的事业多了一份理解和支持,她选择了“不打扰”的相守,独自扛起家庭重担,毫无怨言。

  即使后来工作生活在同一个岛上,夫妻也是聚少离多,他们先后生下3个女儿,女儿们很少见到父亲。一次,黄旭华从外地回家,大女儿说了一句让他哭笑不得的话:“爸爸,你到家里出差了?”黄旭华是客家人,妻子拿这个跟他开玩笑:“你是真正的‘客家人’,你是到家里来做客的。”

  岁月漫长,生活艰辛,李世英以乐观和坚强相待。300斤的煤球,李世英和大女儿分多次,晃晃悠悠地搬上3楼;地震来了,李世英抱着刚出生的三女儿,拉着大女儿四处逃命;大女儿上学路上,跌入雪坑,昏迷九天九夜,李世英日夜守候……

  而这一切,黄旭华都不曾知道。他正带领同事们向一道道技术难关发起冲击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他们突破了核潜艇中最为关键、最为重大的核动力装置、水滴线型艇体、艇体结构、人工大气环境、水下通讯、惯性导航系统、发射装置7项技术,也就是“七朵金花”。

  1970年12月26日,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。

  1974年8月1日,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“长征一号”,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。

  十年磨一剑。黄旭华及其同事们荒岛求索,在世界核潜艇史上写下光辉篇章——上马三年后开工、开工两年后下水、下水四年后正式编入海军进入战斗序列。至此,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。

  志探龙宫

  “我要和大家一起参加极限深潜试验,我们要唱着威武雄壮的进行曲,去把试验数据成功拿回来!”——黄旭华

  核潜艇下潜的深度,决定了其战斗力的发挥程度。

  1988年初,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迎来了一个关键日子:按设计极限在南海进行深潜试验。

  世界上曾有10多艘核潜艇在进行试验或航行时沉没了。“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,承受水的压力是一吨多重,艇体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、一条焊缝有问题、一个阀门封闭不足,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。”黄旭华这样形容深潜试验的危险性。

  20世纪70年代,美国的王牌核潜艇“长尾鲨”号做深潜试验,还不到200米时,潜艇沉没,129人全部葬身海底。由里到外全部由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艇,能闯过首次深潜试验大关吗?有些人不免担忧。

  眼看着深潜日期一天天临近,参试人员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。“也许我告别,将不再回来……”有人唱起了《血染的风采》,还有人写下了遗书……人群里弥漫着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氛围。

  有一天,艇长和政委忧心忡忡地向黄旭华表示,做了很多思想工作,同志们的情绪还是很低,恐怕对试验非常不利。

  “你们怎么做思想工作?”黄旭华问。

  “我们强调‘任务光荣’,鼓励大家全力以赴。”艇长回答。

  黄旭华陷入沉思。对于这次试验,他信心很足,但也有顾虑:在“万无一失”情况下,是否存在“万一”的危险性?是否存在一些超出我们知识范围之外,一时没有认识到的潜在危险?

  第二天,他召集战士们开会。会上,他说,这次执行试验任务,不是让大家去“光荣”的,我对深潜很有信心,我要和大家一起参加极限深潜,我们要唱着威武雄壮的进行曲,去把试验数据成功拿回来!

  顿时,气氛开始活跃起来,战士们的悲观情绪转为振奋。

  有人劝说黄旭华,你作为总师没有必要冒险,世界上还没有过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。

  黄旭华回答:“我不是充英雄好汉,要跟大家一起去牺牲,而是对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,确保人、艇安全,万一深潜过程中出现异常现象,我可以及时帮助采取措施。”

  在这件事情上,他的妻子李世英没有劝他留下,而是坚定地支持他去:“你不去深潜,以后这支队伍你带不动了,你在现场,大家就有了主心骨。”

  惊心动魄的深潜开始了:50米、100米……每下潜若干米,就得报告有关参数。当到达设计深度时,巨大的水压使核潜艇艇身多处发出“咔嗒”的声响,黄旭华沉着应对,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数据。

  试验成功了,新纪录诞生了,全艇沸腾了!

  李世英哭了,压在她心里的那块石头落地了。

  黄旭华笑了,当即挥毫:“花甲痴翁,志探龙宫,惊涛骇浪,乐在其中!”

  还是这一年,我国政府对外宣布:中国进行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,中国成为继美、苏、英、法之后,世界上第五个拥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国家,茫茫海疆成为阻隔外敌的海上长城!

  美学家朱光潜说过,做人到极致就是以入世的态度做事,以出世的态度做人。出世就是不苛求利益,超脱世俗;入世就是全力以赴,竭力争取。在黄旭华的人生词典中,没有“衡量”“得失”这些字眼,只有奋斗与奉献。

  身为总设计师,在评技术职称时不申报“高级工程师”,让给下级,一直到1987年初,上级部门关心,觉得不太妥了,未申请也“评”给他“高工”;几次派他出国参加学术会议,他硬是坚持不去,要别人去,他说应该让专业更对口的年轻人去,可以最大限度地为我国科学事业吸收最需要的信息;面对外界盛誉,称他为“中国核潜艇之父”,他极力纠正,“功劳是大家的,我只是大海里的一朵浪花”。

  初心不负

  “我给自己的定位是,当啦啦队,给他们鼓劲、加油和支持,必要时当他们的场外指导,不是当教练。”——黄旭华

  有人问过黄旭华,有功而无名,固然可以凭“心底无私天地宽”的宽心哲学求得心理平衡,但是,在公共场合总要藏匿自己的心理落差,是不是很难?

  黄旭华爽朗一笑:“‘不可告人’的人生或许对一般人来说是种折磨,但是我很适应,完全没有障碍。”

  的确,他的“不可告人”人生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了。

  黄旭华在儿时及中学期间,大约是出自天赋,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口琴、扬琴、小提琴演奏,于是,大学期间,在别人引导下,他加入了交通大学的进步学生社团“山茶社”,他以各种形式演出大量蕴含进步思想的剧目,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,成长为“山茶社”后期的负责人。但在黄旭华看来,这些活动更能让他“兴奋”:在著名的“护校运动”中,黄旭华一腔热血,振臂疾呼;在“大江歌咏团”与“晨社”里,黄旭华更是身先士卒,机智地与国民党当局周旋,领导同学们坚持对敌斗争;掩护进步同学逃跑,自己也屡次躲过宪兵抓捕……

  有一天,“山茶社”一名成员找到他,问:“你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?”

  黄旭华又惊又喜:“共产党在哪里?”

  同学笑了笑:“我就是。”

  1948年的冬天,参加地下党已两年多的黄旭华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他在入党申请书中立下誓言:“党需要我冲锋陷阵时,我就一次流光自己的血;党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血时,我就一滴一滴地流,直至流光!”

  1949年春节,黄旭华的入党申请被批准。

  时光已过一个多甲子,这段誓言也深深地融入他的血液和骨骼里。直到现在,93岁高龄的他,精神矍铄,依旧“退休不褪色”,与核潜艇的不解之缘还在延续。

  每天早上6点半,他会打一套太极拳,一直坚持了30多年。8点他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里,他经常对身边年轻人说,要爱惜自己的身体,要有锻炼身体的习惯,这样才能为祖国健康工作。

  这几年,一向乐观的黄旭华遇到了让他“郁闷”的事,由于患上白内障,看不清材料,他很焦虑。他指着办公室那几堆比人还高,泛黄的材料说,早期研究核潜艇的资料非常宝贵,想整理出有价值的信息留给年轻一代。

  不过,他随即凑近记者耳根,透露了一个好消息,过不久,他要去杭州一家医院治疗白内障,“那个医生很厉害的,他答应给我做手术了,我以后不用再拿着高倍放大镜看资料了”,黄旭华向上捋了一下满头银丝,笑得像个小孩。

  “年轻人青出于蓝,我信任他们。我给自己的定位是,当啦啦队,给他们鼓劲和加油,必要时当他们的场外指导,不是当教练,需要的时候,指点指点他们。”黄旭华说。

  有一年,所里开党员发展大会,邀请他参加,“黄老当即答应了,但跟我们说要迟到半小时。”一名会议组织者回忆,当天黄老如约出席,鼓励年轻人要坚定理想信念,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放飞青春梦想,“我们后来才知道,当天他夫人做手术,他把夫人送进手术室后立刻赶来开会。”

  黄旭华还希望通过更大的平台影响更多的年轻人。去年10月,92岁高龄的他做客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《开讲啦》,他的演讲铿锵有力,摄人心魄——

  核潜艇阵线的广大员工,呕心沥血、淡泊名利、隐姓埋名,奉献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,还奉献了终生。

  如果你们要问他们这一生有何感想,他们会自豪地说:这一生没有虚度。

  再问他们对此生有何评述,那他们会说: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女,此生属于祖国,此生属于事业,此生属于核潜艇,此生无怨无悔!

  那时,钱添添正好在台下倾听演讲,她觉得眼前这位熟悉的老人,带给她一份别样的感动,她觉得“中国梦”“奉献报国”这些宏大的概念有了真实的注脚,她希望用自己的镜头讲好他们的故事。

发布时间:2017年12月26日 06:15      来源:光明日报 打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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