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阿布列林·阿不列孜的工作简历，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职位变化：1998年，他担任哈密市人民法院院长，2002年11月，调入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时，他仅仅担任副县级审判员。
当年在哈密市法院担任一般干部的帕提古丽·排祖拉成了他的领导。“他一点也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闹情绪，每次出门办案都要和我打招呼，我反倒不适应了。”帕提古丽·排祖拉说。
对这样的变化，阿布列林的回答很简单：“工作需要，没有什么适应不适应的。想想当年焦书记，只要让我工作，职务、级别算得了什么。”
“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‘铁案’”
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帕提古丽·排祖拉记得这样一件事：10多年前，她还在市检察院工作时，起诉科没有哈萨克语的检察员，当时担任院长的阿布列林主动把哈语的案件揽了下来。一次在审查一起盗窃案时，起诉书中只写了盗窃一只羊。他看了后提出疑问：这只羊到底是羊羔、大羊还是种羊？盗窃案按价量刑，为了查清事实，他专程跑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巴里坤调查，终于查清了事实，避免了量刑上的偏差。
哈密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阿不力米提·沙力认为，阿布列林是那种把工作当生命，把事业当生命，时刻把公仆的责任印在心上的好干部。他记得，有一回跟阿布列林去一个偏僻的地方办案，两人披星戴月步行赶路，鞋子也跑烂了，还被两条大狼狗狂追，差点丢了性命。即使这样，一到目的地，阿布列林就立即投入到工作中。
1995年夏天，他在审查一起案件时发现疑点很多，要求重新调查。办案人员杨兵冰深入调查后，免去了对主犯的诉讼。事后，阿布列林对杨兵冰说：“‘同意批捕’这四个字，字字重如山。作为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诉讼，一定要做到严格执法、秉公执法，绝不允许发生错捕、错诉案件。”
从1979年到2010年退休，阿布列林从助理检察员到副检察长，从法院院长到三级高级法官，不管职务如何变动，他没有办过一起错案，均做到了事实清楚，定性准确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我是人民的检察官，人民的法官，更是一名党员，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‘铁案’，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”
“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”
在阿布列林的记事本里，有两张收据：2000年5月31日，父亲生病住院使用了单位的车辆，缴费150元；2001年8月10日，父亲去世使用了单位的车辆，缴费100元。
“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。焦书记一生两袖清风，我立志要像焦裕禄一样，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，清清白白做人，干干净净做事。”阿布列林说。
1988年，阿布列林的父亲想把老宅地上的房子建起来，但阿布列林工资不高。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，他四处收购从旧房拆下的木料、钢筋。盖房子缺少椽子，一个盗窃犯的父亲找上门来说：“我家有片林子，把我儿子放了，你家的椽子我包了。”听了这话，他的脸立刻黑了，他说：“我是国家干部，绝不能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利、做交易。”
这间130平方米的房子，盖盖停停，拖了整整8年才盖好。
1990年初，阿布列林表姐的孩子因为涉嫌盗窃被拘捕了，案件移送到了检察院。一天，表姐找上门来，流着眼泪哀求他：“高抬贵手吧，你是他的舅舅呀。”“我要是放了他，等于知法犯法，把自己送进监狱。”他回绝了表姐的哭求，孩子最终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。
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原纪检组组长王国利回忆说，阿布列林一生都没有办过“人情案”“关系案”“金钱案”，碰到有人在办案过程中送礼送钱，他要么拒绝，要么把东西上交到单位。
妹妹吾尔也提·阿不列孜1991年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来到哈密市人民法院工作。当阿布列林被宣布为院长时，妹妹的心里既高兴又紧张。高兴的是哥哥当了院长，紧张的是以哥哥的脾气会帮自己吗？果然，1998年法院岗位调整，一下子就动了20个人，她并不在其中。1999年法院提拔27位科级干部，她还不在其中。
“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人情再大也大不过国法，违法乱纪的事我不能做。焦裕禄书记永远是我心中的标杆。”（记者 王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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