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村魂——追忆河南省新乡县刘庄村原党委书记史来贺

上世纪90年代，史来贺在田间查看麦收（资料照片）

　　一个人，当他去世10年后，会怎么样？

　　10年，有多少光环也淡去了，人们却仍在怀念他，一想起还言犹在耳。

　　10年，有多少荣耀也消散了，百姓却仍在念叨他，一提起就潸然泪下。

　　这位整整50年的村支书，从一个最小的原点，抵达了一个最高的巅峰。

　　史来贺，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原党委书记。他与雷锋、焦裕禄、王进喜、钱学森并列，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誉为“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”。1979年，他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，向8亿农民宣读了建设农业现代化的倡议书……历史已铭记了他，这位新时代农民的先驱，这位中国乡村的灵魂人物。

　　生前，他是一座丰碑，感召了几代人，成为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的榜样。

　　死后，他是一颗星辰，照耀着千万人，留下永垂不朽而意味深长的启示。

　　忠魂
　　身不离农村 心不离群众 手不离劳动

　　一面红旗，在黄河北岸平原上飘扬半个世纪。

　　1952年12月，22岁的全国民兵英雄史来贺，当上刘庄村党支部书记。1957年，棉花高产的刘庄，成为全国农村先进典型。史来贺与刘庄，凝成了一个血肉整体。

　　史来贺的50年村支书生涯中，16次进京参加国庆观礼，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；当选中共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大代表，当选三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届全国人大代表，其中五、六、七、八届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。并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、全国优秀领导干部、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有重大贡献专家、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、全国植棉能手……直至2003年4月23日，73岁平静谢世。

　　2009年4月3日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视察刘庄，握着现任村党委书记史世领的手说：“你父亲的名字，我很熟悉，他的事迹我也很熟悉。一个50年代的老典型，不断地与时俱进，使我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，要研究怎么做到的与时俱进。老支书的楷模作用，这次来看一看，我也是慕名已久，了却心愿啊！”

　　在今年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，习近平总书记又做出重要批示：“史来贺的事迹和精神很感人。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，可集中宣传一批各类党员干部正面典型人物，使大家学有榜样，行有示范。”

　　时代跌宕递进之中，一面红旗50年不倒是一个奇迹。史来贺青年时的起步，恰与新中国起点重合，一路穿越土改、合作化、人民公社、“文化大革命”、改革开放时代。曾与他齐头并肩的一批全国农村知名典型，眼看着载沉载浮，一时有人飞黄腾达，一时有人饮罪落马，一时有人昙花一现……而他，成为一个善始善终的典型。这在人们眼中成了一个谜。

　　其实，他是一个率性的中原汉子，素来光头，身板壮实，眉目开朗，粗喉大嗓。头上的白羊肚毛巾后来不系了，还是一身布衣，两脚泥巴。他最喜欢的事，就是在夏秋下雨天，光着脊梁在田野的大雨中呼啸扑腾。

　　一个人，一个村庄，1.5平方公里，50年——这完全是他的主动选择。

　　1953年，上级就要调他去当国家干部，派新乡县四区区委书记史广礼“三顾茅庐”。大热天，他拉了两张苇席，俩人睡在打麦场上一夜谈心，他说服了史广礼，留在了刘庄。

　　1957年，他当上全国劳模，在北京受到周总理接见。上级准备破格提拔他当新乡专区农业局长，他谢绝后留在刘庄。

　　1965年，新乡地委下达任命，他进城当了新乡县委副书记，还兼任刘庄大队支书（注：1958年—1983年人民公社时期，刘庄村为刘庄生产大队）。不久“文化大革命”动乱，他被打成“黑劳模”、“走资派”游街挨斗。1968年9月一个深夜，他带上行李骑自行车回了刘庄。

　　1977年，他再次当选全国劳模，河南省委任命他为新乡地委书记。地委第一、第二书记登门做工作，他要求兼任刘庄大队支书。上任后，平时在刘庄办公。直至转任新乡市人大副主任，他还在刘庄……

　　一生一世，史来贺都不肯离开刘庄。客观原因是刘庄群众不愿他走，他自己又为了什么？

　　他说：1949年8月6日，我在刘庄第一批入党，是在镰刀锤头的党旗下立过誓的，当时没见到统一的誓词，我掏心窝子说过：“为了刘庄父老乡亲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房住，都过上好日子，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不怕死，不怕苦，不怕吃亏，跟党走一辈子不变心，死不回头。”共产党员一诺千金，我怎么能一走了之？

　　他说：1957年，周恩来总理得知刘庄千亩棉田亩产皮棉111斤，是全国平均数的3倍，握着我的手说过：“希望你们高产再高产，给全国树立个榜样。”如果哪天又见周总理，总理问我：史来贺，你的棉花种得怎么样了？我怎么回答？

　　他说：我和同时期的全国劳模文香兰谈过，咱农业劳模的责任，就是跟群众一起劳动，把脚下这块地球修好。我知道自己的能力，只适合干村支书……

　　记者采访时，一位退休村干部又作了补充：

　　因为，老史他忠于共产党的理想，把自己完全放在老百姓中间；

　　因为，老史他是穷人出身，有穷人的体会，始终没把穷人忘了，没把可怜人忘了。

　　那年看电视剧《巍巍昆仑》，看到剧中的毛主席蘸墨挥毫，一笔笔写下“永远站在劳苦大众一边”，史来贺忽腾一下站起来，热泪盈眶迸出一句：“毛主席啊，最了解中国国情，最了解农民！”

　　他一辈子情有独钟，正是最广大的劳苦大众。他之所以对共产党忠诚，是因为共产党对老百姓好，为劳苦大众谋幸福；他之所以为劳苦大众献身，是为了让老百姓相信共产党，跟共产党走。就是这样一种逻辑组合、一种血肉组合，使他的政治志向至大、至纯、至坚、至刚。

　　他的人民观，与生俱来，是由苦大仇深的出身决定的。

　　1930年7月25日，史来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。他从小满眼都是苦难，父亲给地主扛了30年长工，加上连年涝旱盐碱灾害，家里穷得连盐都买不起。土匪抢劫留下黑条限期交钱，全家哭天不应，把口粮、被子、棉袄都卖了，那个饥寒年关就像《白毛女》中杨白劳家的场景。他4岁时生对口疮，12岁时发高烧，无钱医治两次差点夭亡。尤其1942年河南大灾荒，刘庄死了60多口人，16家绝户，史家也失去3位亲人。从小最亲他的堂哥快饿死了，他恨不得把身上的肉割下来给堂哥吃，眼睁睁看着堂哥咽下最后一口气。他的妻子刘树珍，父亲被日本人抓劳工砸死在煤窑里，全家外出逃荒前，把16岁的她送到史家成亲，那年史来贺才14岁，过早地长成了男子汉。他给富人打长工、放牛羊，又到小冀镇赶集做小生意，爷呀婶儿地喊着叫卖蔬果茶水；冬天拉粮车当脚力，脚跟冻裂在雪地留下一路血迹……

1990年，史来贺和刘庄村干部开会（资料照片）

刘庄保留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史来贺旧居

　　所以，他的初衷充满痛感，他的追求带着血痕，怀着一种强烈的抗争心理，为贫穷农民求翻身，为劳苦大众谋利益，他成了旧社会苦难史的彻底颠覆者。

　　刘庄，坐落于一个历史的敏感地带。知中原而知天下，这片土地成了一块当代“试验田”。1958年，毛主席到与刘庄相邻的七里营视察，提出著名口号“人民公社好”；1957年，周总理希望刘庄给全国树立榜样；1981年开始，党中央又持续关注刘庄改革进程，逐年汇报逐年批示……只有一千多口人的刘庄，成了中国农村发展大棋盘上一枚具有代表性的棋子，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密集地莅临刘庄，170多个国家的政要和专家频繁地访问刘庄，全国参观者拥向刘庄，国内外媒体报道刘庄……

　　为什么是刘庄？——因为有史来贺。他为世人始知，就是一个农民带头人，他一辈子珍重这个身份，一辈子尊崇这份价值。为了探求一条依靠集体经济、农民共同富裕之路，他充任了一个义无反顾的先行者、开拓者、负使命者、集大成者。他一眼看到底：“如果农民一直过不上幸福生活，那就是咱共产党没本事！”

　　他所说的农民，是每个，是全部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在人民当家的新社会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，他不愿看到贫富悬殊，憎恶两极分化，谁伤了贫困百姓就伤了他，谁冷了困难群众就冷了他。他已形成一种本能——怜贫惜弱。

　　在他家里，嫁到七里营的大姐家富裕，嫁到毛滩的三姐家贫穷，大姐对三姐有些不屑，他走亲戚就常去毛滩，极少去七里营。

　　出国考察，看到了美国医药企业的气派，看到了日本中小企业的精良，但最触动他的，是摩天大楼下的贫民区，是霓虹灯背后的贫富不均。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当时他正年富力强，两个儿子世领、世会也有才干，爷儿仨如拉出去单干，人脉本事足以轻松致富，甚至有人预言会成为雄踞中原的富翁……他却说：“个人富了，大多数人还穷，吃饭不香，躺在床上也睡不好觉呀。集体搞好了，群众富了，个人也就富在其中了。”

　　他多年养成习惯，每夜入睡前，都要对全村300多户“过电影”。刘庄村民说：“在咱村，是集体致富，不漏一家。全村谁家日子不能过了，老史都过去拉一把。特别是对困难户，格外看得重，恐怕他们过不好。”

　　他最牵挂的是病人、老人、孤儿寡母、残疾人，连到刘庄上班的外地合同工都感叹：“这些可怜人，平时谁理？撵在人家后头说话人家都不想听呢，他们在刘庄有福了。”

　　记者采访36岁的余荣海，他单门独姓，父亲早亡，爷爷余得洋是哑巴，母亲韩玉琴有些痴呆。他说，俺家如果不在刘庄，早就散了。从小他就看到，老书记逢年过节来慰问，又派妇女干部帮忙做家务，集体新村他家最先入住，还添置了冰箱、彩电、缝纫机。他高中毕业后，又被安排在最安全的药厂微机室上班……老史有次路遇韩玉琴，下车问她去哪儿，她连个招呼也不会打，直愣愣说回娘家八柳树村。上下打量她，脚穿新皮棉鞋，身披波司登大衣，打开提包看看，是村干部帮她准备的烧鸡、鲜肉和糕点，老史满意地笑了。哑巴余得洋热心为村邻做好事，孙子结婚时，老史来喝喜酒，还提起早年在梨树园的趣事，他可有面子了。他只要一比划举大喇叭，孙子就知道他又遇见老史了，他还比划老史拉着他的手问寒问暖。有一天孙子告诉他，老书记去世了，80多岁的他跌跌撞撞拉着孙子往史家跑。出殡那天，他站在家门口朝灵车不舍地摆手，泪流无声……

　　采访杨丽时，她刚当上药厂职工食堂伙房组长。1999年九月初四，她在县医院剖腹产下一对龙凤胎后，大出血昏迷，医生站在血泊中抢救，医院血库告罄，急需输A型血。老史从闻讯那一刻起，彻夜抱着电话，为了一位普通村民的生命，调动的阵势真是壮观。史世领带人最先赶到新乡血站，第一个撸起袖子抽血。汽车把刘庄人马一批批运往血站，终于从两人身上找到了A型血，汩汩输入杨丽体内。杨丽的公公又端来几袋血，说是老史托人从其他医院找来的。杨丽输血4000CC，几乎把全身血液换了一遍。从老杨庄赶来准备献血的娘家人，感动得流泪。医生和病友也赞叹：“社会主义好，刘庄集体好，有史来贺这样的支书，刘庄人还怕什么？”……老史见到一对龙凤胎时，小儿女已在花园中蹒跚学步，奶声奶气争着喊“老史爷爷”，他无比满足地连声答应：“啊，可好，可好！”他去世时，杨丽的婆婆拦着灵车哭喊：“老书记，俺们不让你走啊！”

　　对放羊老汉刘荣正，对老村医刘明书，老史都是守在床前直到送终。可是，自己的父亲临终时，他正领着群众在棉田里紧张排涝；自己的母亲临终时，他正守在造纸厂烘缸旁指挥试车。这个远近闻名的孝子，只有伏在双亲灵前磕头痛哭。

　　他直到逝世前去住院时，还催促村干部：“我想来想去，全村可能数老王家日子最差，你去看看他有啥困难没有。”腿有残疾的王伟民，早年从安徽逃荒落户刘庄。村干部看了回来说，老王家小院可干净了，床上新被子，老伴也体贴，他还亲口说有几万元存款。老史长舒一口气：“只要他还能存几万块钱，村里所有人的生活就不成问题，这我就放心了……”

　　这个刘庄的当家人，既像仰事侍奉的儿子，也如俯身呵护的慈亲。

　　夏天，他联系“宝花”厂家，20多年前就为集体新村统一安装了空调，外村亲戚都来刘庄避暑。开干部会时，他指着空荡荡的村街说：“你们看，群众这会儿都在家凉快哩，该睡的睡了，该上班的上班了，多美啊！”

　　冬天，一下雪，他就抱着对讲机，通知农场场长让职工晚上班早下班，通知车间主任提醒青年工人穿棉袄。又从大喇叭里通知新单元楼住户：村干部马上去送煤和火炉了，保证每家不受冻！

　　过年，他和村干部照老规矩，到牛屋马厩过除夕，替饲养员喂牲口，让他们回家吃团圆饺子……

　　一桩桩，一件件，老史重重复复50年，人们有多少震撼也平淡了，村民有多少感动也习惯了。老人们喊着他的名字依靠他，其实他也是老人了；病人们拉着他的手指望他，其实他也是病人了。他常常掏出口袋里的救心丸送给需要的人，自己却病到大小便都行动困难了还不让人服侍……

　　然而，他平时说得最多的却是：“咱刘庄的老百姓真好！”

　　当他是风浪之中一条蛟龙，群众是海；当他是困难面前一只猛虎，群众是山。当他遭受委屈、冷遇、挫折，不太懂政治的农民心里也有一杆公平秤。

　　他最难忘“四清”运动中那一幕——打麦场上，黑压压坐了几百人，一个由中央、中南局、省委、地委30多名干部组成的“四清”工作组，带着“越是红旗单位问题越多”的成见，踢开刘庄大队党支部，召开批斗会。已经“靠边站”的史来贺，在会上接受“四清”积极分子的揭发批判。一个外号“抵人牛”的社员，以前损公利己挨过老史的批评，上台大呼小叫，越说越激动，突然甩掉棉袄，像一头红了眼的公牛扑向老史。几百名社员忽地一下全站起来了，“抵人牛”的拳头挥向老史时，人群挡在了老史面前，瞬间站成一道人墙，顿时震惊了工作组！老史低头站久了坚持不住时，一个凳子悄悄递过来，向来少言寡语的普通社员刘名勋，轻声说：“老史你坐这儿吧。”……这道人墙，这个凳子，让老史感动至死。

　　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人民群众的力量，如今一些党员干部已经漠然置之。他们身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，却已失去与民共处的愿望和热情，失去与民相通的能力和本事。宗旨誓词，只讲不做，在百姓面前轻民、鄙民、欺民、惧民，与群众之间隔膜、棚架、鸿沟、壁垒，以致出现官向官、民向民的对立。正如刘庄村民说的：“对党对人民，那些上不沾天下不挨地的官员，咋不官僚？咋不腐败？必然的！”膨胀时可怕，空虚时可怜，像个气球一触就破，不过区区半张皮。总之，对于党员干部来说，群众在你心里有多重，你在群众心里就有多重；你心里没群众，群众心里也没你——于无声处，雷霆万钧。

　　所以，史来贺一生不唯官，不唯上，唯对群众有“两怕”。

　　一怕，怕在群众中孤立。

　　初中毕业生张秀贞1960年嫁到刘庄时，就像《朝阳沟》里的“银环”。头次参加群众大会，她想，史劳模一定很魁梧，呢子大衣、呢子帽、大皮鞋……台上站起一个人，头系白羊肚毛巾，黑袄黑裤黑布鞋，嗨，就是个庄稼人嘛！

　　老史与村党支部副书记王云邦聊天：“解放前，端着饭碗上街里的饭摊儿，咱们碗里是胡萝卜丝、白萝卜丝、白菜心，地主的小瓯里，搁几片牛肉，香油一拌，明晃晃的，咱们看着啥滋味？现在咱们当干部了，啥时候都不能特殊，一些贫困百姓，也是眼巴巴看着的呀。”

　　他与家人约法三章：一不比群众特殊，二不占集体便宜，三不收礼送礼。几十年老伴没乘过他的车，5个孩子也要“夹着尾巴做人”。

　　他任新乡地委书记期间，专车和秘书可以带回刘庄，他说不需要。在新乡市一间房子也没要。

　　他从刚有自行车的上世纪60年代起，就要求村里干部，骑车遇到年长的村民必须下车。有了轿车后，村里干部在村内工作不能坐车。外出坐车遇到步行的村民，他总要喊上车捎一程。

　　他训起人来快人快语，记性又好，一抖落一串儿，当众剋得叫你地缝难钻。但这只对干部不对村民，他怕伤着群众：“你罚他，罚苦了还得帮他过日子，村上能得多少利？”即使批斗过他、诬告过他的人，他也宽容相待，甚至委以重任。

　　晚年的史来贺，更审慎，更明达。吸取一些农村典型蜕化变质的教训，防止个人威望形成“一言堂”，因而特别注重民主，村里大事都交群众大会讨论。

　　对接班人问题，他的态度更鲜明：刘庄产生干部，不能个人指定，要集体培养、大家选举，谁能让群众生活富裕，谁能让集体经济壮大，就选举谁。在他去世20天后，刘庄全体党员大会上，不提候选人，直选新一届村党委书记。史世领以全票当选，但因父亲过去不许出头露面，他对上面七里营镇的干部都认不全。

　　二怕，怕在群众中孤独。

　　“四清”运动最后宣布刘庄为“四清队”，群众大会欢送了工作组，但在运动初期，老史是被逐出大队办公室的，也禁止与群众接触，连常去他家借桶挑水的邻居都不敢上门了。下田劳动，没人敢走近他，上工下工一个人，歇息时孤零零地抽闷烟，他落泪了。他感叹：“啥最难受，离开群众最难受。”

　　他喜欢跟群众一起劳动，汗水相映，肝胆相照，魂魄相依。

　　他喜欢端着饭碗赶村街上的饭摊儿，跟群众蹲在一起边吃边聊。

　　直到去世前，他最踏实最幸福的时光，是在傍晚的下班路上。随处拣个马路牙子，脱了布鞋往屁股下面一垫坐下，男女老少偎过来，说说笑笑一片融洽。村民们说，老史见过恁多大官儿，还平易近人，见了男娃喊小名，见了闺女喊妞，全村1600多口人，他至少能叫出1000个名字，问问老人，逗逗孩子，夕阳下，晚霞里，那是他笑容最灿烂的一刻……他是为刘庄人民而活的，这是他的一种生存意志，一种生存意义。

　　史来贺是一本大书，章节各有精彩，但通篇回荡一首主旋律：

　　老百姓是地，老百姓是天，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。

　　老百姓是山，老百姓是海，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。

风骨
不跟风 有主见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

　　改革开放之初，中国农村的一场大革命来临，七里营诞生的口号“人民公社好”谢幕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遍地燎原，广大农民分田到户“大包干”的欢呼声中，无数目光盯着刘庄，盯着史来贺。

　　各级领导一拨一拨地来，分明是在敦促、劝告、担忧。按照当时思维定势，谁不分地就是对抗中央，一时谣言四起：“史来贺挨批评了”，“史来贺调出刘庄了”……老史的手不时按在左胸，正是心肌梗塞最忌复发的关口。

　　刘庄又成一座“孤岛”——分？还是不分？

　　打顺风旗易，迎顶头风难，他被推到风口浪尖已不是第一次了。

　　1956年，刮起“小社并大社”之风，区里将8个村30多个初级社合并为夏庄高级社，提名他当社长。他却弃大求小，坚持刘庄“一村一社”。刘庄高级社与夏庄高级社同日举行成立大会，但区里拒不承认“黑社”，不准参加会议，不予传达文件。这时又遭寒灾、涝灾、虫灾，粮棉收成锐减大半，村里有人要去逃荒了。老史什么法子都想了，带领群众大种白菜蔓菁胡萝卜，又成立铁木小组、豆腐坊，组织烧砖瓦、到黄河滩割草、到火车站装卸、串乡做小买卖，当年副业收入1.7万元，可买近20万斤口粮，还给群众4次分红。这时传来了毛主席的声音：中国农村情况复杂，从目前来看，一村一社比较好。勉强凑集的夏庄高级社一年就解体，刘庄保住了羽翼未丰的集体经济。

　　1961年，农村推行“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”，从生产大队核算退为生产队核算。周围村庄扩大自留地，分养牲畜，调动了生产积极性。老史却弃小求大，坚持以大队为基础。他向在七里营公社蹲点的谭震林副总理汇报：“刘庄干部有个习惯，无论啥事，都爱用‘刘庄实际’这把尺子量量。”刘庄就这么大，居住集中，大队有凝聚力，为了利于发展生产，不必人为拆分几个核算单位，还是不退为好。上级工作组深入调查研究后，把刘庄作为“不退”典型上报中央，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。

　　“文化大革命”狂飙突起，连郑州、焦作、新乡的红卫兵都到刘庄“点火”，村里造反派贴老史的大字报，因他在全国民兵群英会上获得过中央军委奖励的一支半自动步枪，还诬他“藏黑枪”。老史力挽狂澜，在群众大会上宣布：“刘庄绝不能乱，今后写大字报的，自己买纸买笔；外出串联的，生产队不记工分、不给盘缠。”正值批判“唯生产力论”时，他被革出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列，刘庄却于此时拉开了集体企业的序幕。1976年初，周总理逝世，在“四人帮”的政治高压之下，老史召集村里干部和党员、团员，在苹果园开了一个秘密会议。他说：“遇事要有主心骨，不能听风就是雨，咱们还是一心搞发展。”并宣布动工盖集体新村。十年浩劫过后，世道人心处处废墟，刘庄却抖落尘埃，呈现出日新月异的独特景观……

　　然而这一次“大包干”，非比以往，非同寻常。天大的压力之下，是最艰难的一次抉择，最严峻的一场考验。

　　生龙活虎本是史来贺的生命常态。新乡解放前夕，战事正紧，18岁的他担任刘庄民兵队长，为豫北战役中的解放军抬担架、送粮草，追剿化装逃窜的新乡大土匪卫老启；担任夏庄乡民兵联防队长后，智擒藏身芦苇荡的伪副区长恶霸刘荣堂。到了建设时期，他又是刘庄第一个互助组长、第一个合作社长、第一个高级社长，担任村支书后更是意气风发……

　　现在，他沉默了。

　　灯下，一个农民在一间村舍沉思。多少风险多少重荷，多少精髓多少真谛，史来贺深沉稳健的一面，尽在夜色里，尽在不言中。长期失眠的他，一次吃4片安眠药都不顶用。村民们说，一年365夜，俺们全村都睡了，只有老史成夜成夜不睡，为俺们操心。连小孩子都记得村子东北角那一孔夜夜独明的灯窗——这一幅“静夜思”，是史来贺人生中最经典的画面，是刘庄进程中最关键的图示。觉悟觉悟，田野上“觉”，村舍里“悟”。坐乡下而观天下，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，以丰富的社会经验洞幽烛微。他深知，刘庄这面红旗，不进则退，退则必倒，因此他的所有参悟，都是为了与时俱进，使刘庄始终走在全国前列。

　　此时的刘庄，已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、水利化，突破了单一农业格局，工林牧副占总收入的70%，2/3以上劳力转移到了二、三产业，集体实力雄厚，机械化程度高，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较强，村民收入稳步增长，出现了阔步前进的势头——刘庄分不分？

　　全村300多户出现三种声音，“不分”占75%，“两可”占20%，“分”占5%。想分的人，有的认为凭本事单干会过得更好，有的指望拆分集体自己一夜变成万元户。

　　第二次讨论的群众大会上，老史从台上站起来，竟然把中共中央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》中整整一大段话，烂熟于心的200多字，一口气背了出来！……既然红头文件都说了，“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，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、多种劳动组织、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”，“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，搞一刀切”，村里大多数人坚持的“不分”更占上风。但老史不搞“少数服从多数”，他到想分的人家走访摸底做工作。最终，除了两户决意出去单干，刘庄上下达成共识——不分。

　　刘庄历史上，每一次特立独行，都是一次强刺激，都激发出了新一轮的强大内在动力。干部群众憋着一股劲，决心展现出集体致富的优越性。1980年，刘庄成为河南省第一个“小康村”。

　　1981年8月，胡耀邦总书记视察刘庄，对史来贺说：单靠抓农业，100年也富不起来。你找到了一种好形式。你们先进单位就要先走一步。

　　1982年，刘庄农工商联合社成立，分为农业、园林、畜牧、工副、商业、农机、建筑7个专业36个承包单位，实行综合经营、专业生产、分工协作、奖罚联产的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。两个单干户后来又回到了集体。

　　21年后，史来贺去世，捧出了2002年那最后一本账：355户1616人的刘庄，固定资产近10亿元，总产值8.8亿元，上缴税金4500万元，人均实际分配1万元，户均存款20万元。村民享受20多项公共福利，上学、看病、养老费用由集体承担，并在兴建别墅新村。农业实现机械化、水利化，粮食亩产稳居千斤以上。除19名劳力在农场经营1050亩耕地，其余劳力从事二、三产业。全村初步实现了农村工业化、农业现代化、经济市场化、农民知识化、生活城市化。

　　而且，刘庄“一村帮带13村”，把周边新乡县、修武县、原阳县13个贫困线以下的村庄，也带入中等水平甚至先进行列。

　　1991年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刘庄，感慨道：说句心里话，社会主义好，刘庄是有说服力的。

　　1989年，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视察刘庄，激动地说：我今年80岁了，就是要看到农村人的这一天！

　　1990年，国务院总理李鹏视察刘庄，题词：发展集体经济，走共同富裕道路。

　　中共中央书记处批示：刘庄“堪称依靠集体、全面发展、共同富裕的典型”……

　　“不倒翁”，“擦边球”——也有人会这样说。从这种比喻里，涉世未深者看到的是“术”，是技巧；阅历丰富者看到的是“道”，是信仰。

　　实事求是，是共产党的看家本领。刘庄道路的长期探索中，史来贺在正确把握大方向上功力日深，不论顺风逆水，不论激流险滩，始终处理好“三个关系”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与本村实际的关系，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关系，有主心骨与不断创新的关系……在刘庄退休人员党支部会上，老党员们含泪相问：“50年了，老史咋总是能跟中央保持一致呢？对照对照，他做的都符合人民的利益啊！”

　　这个50年的村支书，怀着渊渟岳峙一般的道路自信，有主见，有风骨，实事求是，与时俱进，尤其在重大关头把稳航向，使盲目的“一刀切”总在刘庄切不下去，集体经济避开分崩离析、功亏一篑之弊，免去折腾，未伤元气，有恒产，有恒心，在每个时代节骨眼上都绽放异彩，不负重托，不负众望，终使一面全国农村先进典型的红旗，在阔步行进的平衡中乘风不倒。

　　这是他最让人惊诧之处、最令人敬佩之处、最给人启迪之处。

　　这是他最大的功力所在、最大的定力所在、最大的魅力所在。

　　因此，他也被人称为“农民政治家”。

　　史来贺是一个善始之人，人生成名早，志向定型早，事业开创早。但更难能可贵的，是他的善终之功。一生践行党的宗旨，从无怀疑和犹豫，从未动摇和偏离，所以，一切问题迎刃而解，毕生奋斗终成正果。

刘庄现任村党委书记史世领和村干部深夜开会

刘庄工业园区

　　他的成功说来简单，就是坚持“两个一”：一切从刘庄的实际出发，一切从维护和发展刘庄百姓的利益出发。

　　刮“浮夸风”时，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高产”，公社压任务，要放小麦亩产15万斤的“卫星”。刘庄会计算算，15万斤麦子装麻袋，在一亩地里能结结实实码两层。老史顺势说，亩产15万斤的话，全村人种3亩就够吃了。于是仅种3亩“卫星田”，大田仍按原计划种植。结果，“卫星田”连麦种都没打够，靠大田才稳产。

　　刮“共产风”时，公社对生产大队“一平二调”，把小麦玉米拉走了，把够檩条的树刨走了。老史详细记下来，拉走什么粮、多少斤，刨走几棵树、多高、多粗等等，都要求来人开具了收据。不久，中央通知退赔平调物资。许多大队空口无凭干吃哑巴亏，刘庄却出示收据，领回折合退赔款7.2万元。人们佩服老史长了“前后眼”，他说：“啥眼！这是把全村父老乡亲的利益拴在肋巴骨上，一动就心疼。”

　　1960年，大跃进办大食堂的恶果显现出来，周围村庄里，许多社员因营养不良而浮肿，甚至饿死了人。刘庄却留下了一段愉快的“黑色幽默”。群众一致要求老史兼任大食堂司务长，“只要他不死，咱村人谁也不会饿死！”粮食不够副食补，仅胡萝卜就种了70多万斤，又用棉籽饼、玉米芯自制淀粉10多万斤，还做豆腐、粉条和养猪。群众顿顿都能吃饱，每周还有肉吃，全村连一例浮肿都没出现……1961年春天根据中央精神，大食堂解散，可刘庄人竟有70%以上投票不愿解散大食堂……

　　刘庄发展的每个重要关口，老史还是一位杰出的“乡村演说家”。

　　那年土改，翻身农民分田分地，可一些穷人怕变天不敢要。年轻的史来贺跳上高台，拿着大喇叭带头“倒苦水”。老年人至今记得他的话：“天地，天地，天和地总是相连的。咱们翻身了，天都是穷人的天了，为啥还不敢要地？！”他历数村里穷户那些惨死的亲人、悲伤的往事，讲得台下一片哭声，打开了局面。

　　那年平整土地，有人担心平到猴年马月。他在动员大会上说：“地再赖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平好一洼是一洼，治好一坡是一坡。一年不行五年，五年不行十年，咱这辈子不行，还有子子孙孙！”讲得人心大振，士气高昂。

　　那年寒、涝、虫重灾齐袭，在生产自救大会上，他对打算外出逃荒的人说：“集体也像一家人过日子，总不能天天都有财神爷守着，都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护着。有党和政府的关心，天塌下来咱们当被子盖，绝不会让新社会的刘庄饿死一个人！”讲得台上台下一起掉泪，人心安定下来。

　　那年丰收在望，他在群众大会上说：麦熟一晌，要开镰了，村里每人每天发一两鲜肉，自家煮点鸡蛋。又补一句：“不能光叫儿子吃啊，让媳妇也吃个鸡蛋。”他宣布先放一天假，让媳妇们回娘家看看娘，家里男人再去娘家把她们接回来……“咦，俺媳妇们可真高贵死了！”全村妇女欢天喜地，割麦子比男人还飞快。

　　他去世前一年多，一份5000字的《史来贺书记对刘庄调查研讨的谈话》发给了全体村民讨论。他依然一团火似的，把刘庄的未来端到群众面前，掰开揉碎地讲，讲集体经济的优越性，讲假如变成非集体经济将会出现的问题，讲刘庄还要走集体致富道路。并从发展生产力、缩小贫富差别、选好接班人、内部机制改革、竞争上岗、家庭再分配等方面，提出了一套按劳按效取酬、合理差别、共同富裕的发展方案……

　　俗语说，“话说三遍如凉水”，但同样的大道理，老史每次都能讲得像刚出锅一样新鲜滚烫。他的演说亲切家常，充满辩证法，洋溢泥土气，衣食住行随口道来，一直讲到人的心坎里。所以，刘庄一千多人的群众大会，通知不过半小时就坐齐了。有时晚开几天，村民还催促“该开会了”。年轻人李博说，记得小时候，常见大人们去开群众大会，一路上热热闹闹，赶着去听老支书讲话，大伙儿拍巴掌拍得可响了，像看电影听戏一样开心……

　　小村庄的马列主义，诠释得风生水起，群众信了；小村庄的群众路线，发挥得淋漓尽致，群众服了——50年已入大化之境，炉火纯青。

　　史来贺坚持了整整一生的道路自信，说到底，是对群众觉悟的自信，是对人民力量的自信。所以他笃定地说：“不要光看上级的、一时的评价，要看群众的、历史的评价。”

　　果然，群众在响应他，历史在呼应他。一个显著例证，就是在他的家乡出现了全国罕见的“新乡现象”。在一个地级市里，以史来贺为首，形成了一个全国和全省重大先进典型的密集群体，涌现了一批“史来贺式”的农村党委、党支部书记——吴金印、刘志华、裴春亮、范海涛、张荣锁、耿瑞先、许福卿……史来贺1990年10月22日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文章《怎样当好农村党支部书记》，更成为全国一代村支书的生动教材。

　　一个原点上的无限坚持，一个原点上的极限飞跃，史来贺以50年的跨度、广度、深度、高度，让人们懂得，当一个村支书多么不简单！